贾葭：民国时代那一张失控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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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前一阵，关于香港大学副校长的任命事宜，风波不小。此间有传媒抨击学生干预校政，实属不该，并对学生大加挞伐。大学生对于校政到底拥有什么权利？以当下目之，大陆、香港、台湾的大学各有不同的传统与认知。当然，香港的大学更为西化，学生的自由度较高。若不把香港的大学发展史放在从港英统治时代到今天的大历史背景下看，很难公允评价。
最近翻阅一本旧书，以国民政府南京时期的学生政策为考察对象，谈了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作者黄坚立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这部书名为《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年—1949年》，系作者将博士论文改写而来。其中分析了国民党对于学运的两难，从中可窥见中国大学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废除科举制之后，读书人从传统中国的“士”，转变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其间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的关心。叶凯蒂认为西方观念甚至型塑了中国（主要是上海）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及观念（见《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叶凯蒂著，杨可译，三联书店，2012年）。虽然作者把学生“心忧天下”的传统上溯到汉代的王咸抗议，但本书英文序言作者王赓武依然认为，这种精神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及民粹主义。
民国南京时期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学生运动受到各种思潮及历史事件的影响，思潮包括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等。事件则更不必说，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学生运动，多数都跟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关。而且，在一个形式上刚刚统一的国家内，教育当局与学生还需要一个互相摸索、了解的阶段，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抑制政策，正是这种摸索。
最早提出对抑制政策的人，一个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一个是教育家蔡元培。他们均认为国难期间，学生当以学业为重。但是恰恰又因为是国难，学生无法自慰其心，才有了蒋南翔（鼎革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那句著名的话：偌大的华北，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记得胡适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化名为“将来杀你的人”在1935年华北事件时给他写信：“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预也！”我当年看到这封信时觉得好恐怖，学生居然能够如此对待自己的老师！而且是胡适！从本书中，也能够窥见胡适对于学生运动的保守态度。
当下我们很难讨论彼时事件的好坏定性，或者说，很难判断当时的官方对学生行为“去政治化”的努力到底对国家有益或者无益。但整体上看，对于青年的抑制，的确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未来。
▲图：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青年学生
▍戴季陶的病榻危言
自从五四之后，中国青年的参政热情大大高涨，尤其是巴黎和会的签字事件，让学生们误以为自己对这个国家能够有实质上的影响力，因此在1920年代，学生纷纷发起规模不小的活动，如五卅事件、济南事件等。及至国民党北伐后，才有空检讨这些学生运动，第一个站出来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
1927年11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叛变，戴季陶从广州逃出，11月25日在上海接受采访时首次谈及学生运动，他对政治动乱导致学生学习不力深表忧虑，建议政府将教育和政治分隔开来，不再让学生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在国民党利用群众运动统一中国时，这种声音显得很“非主流”。因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让倾向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左派在当时占据了主流声音，且宁汉双方在北伐期间都甚为支持学生运动。
南京政府的的方法是，一边支持学生对五四、五卅的纪念活动，同时又禁止1927年5月的反日集会，显示出对学生工具性控制的一面。清党前后，从宏观政策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左派集中的武汉中央、南京中央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学生运动，因为在政争之时，放弃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都有损自身的合法性与正统。
共产党广州起义后，蒋中正对此非常愤怒，因为国民党的宁汉双方都进行了“清党”，可见共产党已经开始利用群众运动。12月14日，蒋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要求即刻停止一切群众运动，包括学生运动，直至政府另行制定相关政策为止。此后，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学生组织，除了学术组织之外的都解散了，而学生也被要求暂时禁止在学校之外进行活动。
当时的学生组织（主要是全国学联和各省学联），均为政治化的组织，模仿政党组织有自己的宣传部、组织部、农工部、妇女部等部门，校际、跨地的联络都很频密。广州起义后，戴季陶对学生参与政治很是焦虑，他把在中山大学做校长时的一系列演讲编缀成集，名为《青年之路》，加了一篇苦口婆心的前言，强调必须制定遏制学生运动的政府政策。戴季陶后来回忆说，这篇前言是在病榻中垂泪而写。
此后，他还给大学院（相当于高等教育部，当时高等教育体制采纳法国的大学院制，很快就取消了）呈递一份建议书，内中要求中小学生绝对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及组织，而大学生则可以个人名义参与。这份建议书后来得到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后者在主持第一届全国教育大会（1928年5月）时，曾与参会代表一致认为，应该明确划分学生与政治的关系。
大会形成两个文件，一个是限制学生会活动，二是管束学生参与民众运动。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界，这是初步的共识。在这两个文件中，学联被改为“学生自治会”，取消政治性的部门，改设只与学习、锻炼、娱乐有关的分支部门。而校际之间的联系则被要求切断。
但这一“去政治化”的政策并非一帆风顺，中间还受到中央党部陈果夫、丁惟汾及汪精卫派系的狙击。三个月后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陈果夫对此极为不满，他希望国民党要争夺民众运动的主导权，比如组织严密强大的全国性学联，鼓励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活动。青年运动议题遂成为二届五中全会的一个单独议题。后来由于蒋中正与保守的胡汉民的联合，倾向学运的左派路线被遏制（蒋、胡、汪的三角关系，参见金以林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反映戴季陶—蔡元培路线的遏制政策，在国民党主流派系的支持下，1930年终于形成一套具有法律性质的规章，对学联的改组也在这一年开始，这是学运政策中“禁”的一面。政策出台，不难想象遭到一些学校及学生团体的反对，甚至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公开反对。
事与愿违，国民党正试图在大学中推行这一套政策时，九一八事变发生，随即发生大规模抗议潮，而面对这种天然政治正确的学生运动，当局于情于理上都无法依法对这些活动作出处罚——事实上，依赖民族主义情绪对外施压，从五四开始，就已经是北洋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惯用手段。对学生成立救国会等新的全国性组织的行为，国民党选择了一再忍让。
正是在这次抗议活动期间的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公布了《学生自治会章程》，作为1930年规章的补充。这显示出国民党并不会因为形势原因而放弃管制，事实上其因应模式非常灵活。在一年多以后，当东北问题的民愤略有舒缓后，国民党进一步完善了学生组织的规定，比如只能在校内活动，除学术组织外，不允许市、省及全国学生组织存在，但在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又忍让了一二九运动。
▍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去政治化”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伊始，就非常注重政治教育，孙中山学说被树立为国民党政治哲学的基础，历届全会决议也是政治教育的依据。除了孙中山诞辰及忌日是法定假日外，尚有许多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忌日被列为纪念日。党义课程在中学是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以及五权宪法思想。这些课程的代课教师必须是经过理论培训的国民党员。高校除了这些，还有比较政治、宪政思想等。
国民党这套教育的效果并不好，中学生因为听不懂而觉得无聊，大学生因为听得懂而觉得没品。1931年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有代表认为把党义单独作为一门独立课程不妥，应该隐蔽地分散在其他课程中。这项建议被采纳后，党义课程取消，但是在国文课里增加了孙中山的文章，历史课增加了国父蒙难记之类的故事，政治课增加了五权宪法思想。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提议，直接在大学建立党支部，但是最终并未正式在会上提出。直到1939年战事纷纭时，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不得不重提在学生团体中建立党小组的事宜，以便响应战时动员，但该项事宜进展缓慢，直至1941年底，才宣称已经在学校建立13个区党部，434个区分部，党员一万二千余名。
此外，就是在校园设立训导处及推展导师制。读者诸君应该还记得《围城》里国立三闾大学的导师制。以下是赵辛楣的原话：
“我们行的是经他改良，经部核准的计划。在牛津剑桥，每个学生有两个导师，一位学业导师，一位道德导师（Moraltutor）。他认为这不合教育原理，做先生的应当是‘经师人师’，品学兼备，所以每人指定一个导师，就是本系的先生；这样，学问和道德可以融贯一气了。英国的道德导师是有名无实的；学生在街上闯祸给警察带走，他到警察局去保释，学生欠了店家的钱，还不出，他替他保证。我们这种导师责任大得多了，随时随地要调查，矫正，向当局报告学生的思想。”
赵辛楣还抱怨说，一日三餐还要跟学生同桌吃饭。方鸿渐道：干脆跟学生同床睡觉得了！
▲图：电视剧《围城》中的方鸿渐
可见当时，导师制受到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无情嘲讽。
虽然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对此怨言颇大。政治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引导学生不要参与政治，这还真够分裂的。但是这一政策直至国民政府退出大陆，也未做出调整，其中的一大理由就是以蒋为首的国民党，认为战后建设需要人才，因此学生应把学业置于首位。
当然，仅仅告诉大学生“不该做什么”还是不够的。除了“堵”的一面，也应该有“疏”的一面。黄埔系和CC系秘密在校园培植亲国民党的学生活跃分子，就是这一面的体现。后来三青团建立后，公然在校园发展团员，为国民党输送青年干部。从作者的考察来看，即便学生参与了官方组织，仍然不意味着有渠道参与政治。
关于三青团的成立，以及其与力行社、复兴社的关系，此前有多种论著论及（可参见拙文《回眸蓝衣社》）。但其成立之目的，绝非出自引导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作者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自我更新的工具，与派系斗争的关系极大。在三青团成立一年半之后，其学生团员占比不过8%，大部分还是是体制内的军、警、公、教人员。
三青团的部分我不打算详细讨论。一则是其与黄埔系、CC系的政争有关，内中情况极为复杂。当时双方都在争夺对青年的支持。但是，一个曾被忽视的事实是，当时有许多流亡青年纷纷西去延安。
再则，三青团并非一个为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设立的组织。在其成立后与国民党曾有过明确的分工，三青团侧重教育事务，政治活动完全交给国民党。三青团后来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这也是一种误解，蒋本人完全反对三青团涉足政治活动尤其秘密活动。1939年7月19日的三青团中央干事晚宴上，蒋发表演说称“我们更不能叫一般团员担任侦探调查工作……特种工作宁可专门训练一批人员……”
▍名不正则言不顺
对学生运动的抑制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结束，其间虽有灵活的调适，也出于对政治形势的妥协。在战时，由于国民党的大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故而保持教育政策的一致、保证战后重建的人才储备，也非常重要，这是普通大众看不到的政治格局。
可惜的是，这种政策建立在一个作者认为是虚假的前提之下。从五四之后开始的各次运动，其偶发因素很大，跟是否有组织无关。即便有组织，也是在运动中或者运动后才建立。所以，国民党重视这套法规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且，即便法规出台后，在整个南京时期，高校学生其实并未远离政治。
国民党在二届五中全会时，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行将开始，这一整套顶层设计均来自孙中山的建国纲领。训政时期有《约法》约束，党政关系必须在法制体系下理顺，因此，不论是军委、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均须在明面上尊重约法。同时，国民党是一个精英政党，并非全民党，虽然很多人认为“党即民众”，但党政分离的大政策，还是让国民党的统治显得很力不从心。
这一状态许多学者都有论述过，日本学者家近亮子很早就认为，国民党失去大陆，与其对政权的控制力度有关。1946年的《党务报告提案》中提供的党员数字为近70万，只占中国当时人口的1.5%，就全国三十五个省级区域来说，数量并不显著。家近亮子考察了国民党许多县级党部资料，1945年前后，大部分县党部只有三到五人，乡、村几乎完全没有党组织。战后着手行宪之时，国民党也曾发出指示说“到民众中去”，与民众共同生活，领导他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但已经时移势易。
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里，有多次国民党北平党部处理学生的情节，但那都是戏说。探讨南京政府为何失去了知识分子及青年的支持，以及学生们的政治倒向，不能不探讨其对学校的政策。而国民党的最终失败，自有其政治演进的必然。抗战八年过后，国家形势丕变，国民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又妨碍了其执政能力。最后，在战场上的失利，终于导致其一败涂地。
▲图：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剧照
▍参考书目：
《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年—1949年》，黄坚立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北京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北京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合肥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桂林
【注】本文原标题《如何在华北放一张安静的书桌》，发表时有较多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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